中国医疗行业现状解读
都说“看病难”，究竟有多难？
谈及中国医疗，上至父母官，下至百姓，开口闭口都是看病难。中国是否真的看病难，并不能一概而论。首先，看病难的，可能只是若干三甲医院，并不代表全国所有医院都难。中国的看病难，其实只发生于以北上广等城市的大三甲医院和知名大学附属医院。而对于下级医院、基层医院，并不真正存在看病难的现象。
随着社会发展，人们对高级别的医疗服务有着越来越多的需求，病人的需要不再仅局限于疾病，而开始考虑许多疾病之外的因素，例如：医务人员的学历、经验、设备水平等。
而下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，多由于资金和规模限制，无法达到患者所追求的“高级”、“专业”，因而被患者“打入冷宫”，患者宁可在三甲医院挤破头，也不去光顾基层医疗机构。殊不知，这些下级医院，本应承担80%的国人医疗需求，可是目前在三甲医院的分羹下，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。
中国的“医生荒”，已荒到何种境地？
1980年—2014年，中国的注册执业医师（包括助理）不到300万。就是这不到300万的医生，却要承担起十二亿人口的医疗健康诊治工作，这样的局面下，医患关系是必然的代价。即使在1：400的悬殊比例之下，中国医师数量的年增长率仍不及患者增长率的一半。以2014年为例，当年中国执业医师人数增长了3.5%，而病人却增加了8.4%。
这就意味，中国的医疗资源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近些年来，为了解决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，三级医院不断扩张，从2010年的106万张床增加至2015年的204万张，年增长率达14%，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。
相比之下，本应解决大部分人医疗的二级医院，年增长率却尚不及三级医院的一半；而以社区、乡镇为代表的基层医疗机构，增长率更低至3.5%。在执业医生数量上也呈现相似趋势：三级医院执业医师（包括助理，以下皆是）增长率13.1%，二级医院执业医师的增长率1.1%，相差13倍之巨。
医疗行业也因此出现马太效应——三级医院手握大量医生和医疗资源，进一步市场扩张；而二级及以下医院，由于专业医疗队伍与资源的匮乏，只能低处行走。
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？
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复杂。一方面，卫计委严控执业医师的通过率，以2015年为例，执业医师通过率是不高于22%。而这22%通过的佼佼者中，大部分都被三级及以上的医院瓜分，进入二级及以下医院的寥寥可数。三级及以上医院里，高学历（本科以及以上）医生占比较大，自2002年的28.0%已升至2014年的47.5%。而基层医院医生大多未接受过大学教育，每年的通过率逐步被三级及以上医务人员所压缩。
随着大学普及与社会发展，进入大学的人越来越多，中国医务人员的学历和素质也显著提高。本科研究生、甚至是博士人群在医疗工作者中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。即使如此，医患冲突和恶性袭医事件仍呈升温态势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16年上半年，全国恶性伤医事件就多达一百多起，至少10个医务人员被残忍杀死。医生面对患者，是不是已经到了“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”的地步？还是说伤医与医务人员的知识素养无关，仅仅是人们越来越容易愤怒？
中国医生群体，生存状态如何？
“高知、高智、高净值”，换来的却是低收入？
医生的收入，一直都是社会的热点。在很多媒体标榜中国医生月收入已达五位数甚至更高的时候，有谁真的知道中国医生的真实收入是多少？
遗憾的是对于医生收入，至今仍缺乏高质量统计数据。但调研显示，2016年中国医生群体的月均收入集中分布于3000-8000元之间，占比50%，月均收入为6216元。同年，中国技术人员的人均收入，以装修工为例，已达8000以上，有些更高达到五位数。
医生无疑是个技术工种，而且危险度、劳累度、专业硬性要求远高于其他技术行业，但报酬上却远低于其他技术工种，呈现一种荒谬的不匹配现象。从市场角度看，医疗为卖方市场，医生可视为经营员。但由于各种国家限制措施，医生作为卖方市场里的主人，却毫无主动权，甚至无法合理合法地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报酬。
在收入满意度上，仅不到25%医生对当下收入感到满意。满意的这部分人，还主要集中在副高级职称（包括正高级）以上人员中。中国医生收入与职称直接挂钩，职称越高，收入越高，而职称评定则直接以论文盖棺论定。因此，“论文决定一切”已经在中国形成风气。想晋升必须有论文发表，没有论文，一切免谈。
以北京为例，如果一名主治想升至副主任级别，必须要有2篇国内外专业期刊论文/著作，还需作为第一作者发表。而从副主任到主任，则需3篇。而在上海，更要求三篇中必须有一篇发表于核心期刊。如此硬性需求，已让中国医生逐渐偏离了行医路上原本的轨道。有些医生，已不再注重看病质量，而更关注有无论文发表。因此，改革评审制度时，如何改善职称评定、建立合理评价体系已经迫在眉睫、箭在弦上。
超负荷工作量，让医生变加班机器
中国医生收入缩水，工作强度却并不缩水。许多本应在下级医院解决的事，却都得由大医院处理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基层医疗的落后，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全科医生（被媒体称为：健康守门人）的严重缺位。
公开数据显示，2014年我国全科医生占比不到7%，而同期加拿大为47.2%，法国为46.7%，一衣带水的邻国韩国则是27.3%。相较于发达国家，我国承担基础医疗服务和首诊任务的全科医生严重缺失。从根本上解决大医院看病难，重中之重便是培养足够的全科医生。
一方面是中国医生收入远低于其他国家，另一方面却是工作普遍超时。调研数据显示，90%以上医生日均工作时间8小时及以上，这些时间主要分配在门诊、查房及医患沟通上，门诊时间占比接近20%。此外，根据调研报告，2016年中国医生日均诊疗次数为34人次，诊疗人数在60人次以上的占比接近18%，其中主要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者。
超负荷的接诊次数、繁重的工作量，令医生很难顾及全部病人的感受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医患关系的恶化。报告显示，认为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人数占比达41.3%，认为和谐的仅为26.4%。而在41.3%人群中，又有60.1%医生认为，我国医疗体制的不完善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，而非由于医生医德的缺失。
医生继续学习，有了激情仍是不易
医生的工作虽然忙碌，却并未停下求索的脚步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医生的学习早已从线下转移至线上，互联网已成为医生最主要的学习途径。其中在线医学专业媒体、在线教育平台等APP是医生主要的学习方式。
但由于互联网的飞速普及以及信息爆炸，知识量与时间之间的矛盾则日益显现。根据调研，近半数医生感觉信息过量，缺少个性化推荐是现有学习中最主要的困难；近40%医生认为，缺少同专家直接交流的机会是学习的主要障碍。分析指出，医生想要提升专业素养，首先需要时间；而想获得更多时间，首先需要专业知识——如此，便走入到了死循环。
想说爱你不乐意，想要脱身更不易
为了解放中国医生，人事部和卫计委从2016年开始，进行了医院去人事改革，首要目的便是把医生从医院里解放出来、调动医生的主观能动性。但同时调查显示，仍有八成医生想要脱离体制，但由于公立医院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和国家支持，同时拥有先进设备、优秀团队、庞大医患资源、职称评定难度低等诸多优势，令很多想脱离体制的医生难以取舍。
除了以上原因，医生难以从医院走出还有另一原因，我国医生主要的执业方式是受聘于医院，占比达72.6%。而同期美国则以团体执业为主，占比达66.9%。既然受聘于医院，在很多方面就要受制于医院的执业局限。因此，尽管倡导多点执业，且医生多点执业意愿占比高达89.8%，但实际上到2015年底，仅4.5万医生注册了多点执业，占所有执业人数的1.5%。
来源：医脉通，内容有节选
作者：陈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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